2016/ 02/ 15
【土耳其】兩個台灣女生，一間敘利亞學校——她們在土耳其遇見敘利亞難民
看見車廂的走馬燈大大亮著「屏東」兩字，我慌忙撥出電話。
「Anny姐，我不小心坐過站了！」
「啊？坐到哪裡？」
回答之後，話筒那端傳來她愕然但仍親切的聲音：「什麼？怎麼會坐到屏東呢？」
出了車站，已比相約時間晚了半小時，急忙走近特定車牌，車窗降下，出現的是她大方的問候和笑臉。她是鄧馨庭，大家都叫她Anny。「肚子餓不餓？要不要吃什麼？」即使客氣婉拒，她仍然帶我去買了兩碗燒仙草，配料之多，價錢之便宜，讓久未南下的我一時反應不過來，讓她和老闆娘非常得意：「高雄比台北豐盛多了吧！」
我看著眼前的女人，第一次相約的對話仍歷歷在耳。
「妳一個人下來？有地方住嗎？」聽說我要親自到高雄拜訪，她問。
「應該有，我還沒找。」
「來我家吧！」
「什麼？」
「可以來住我家，和我女兒睡同個房間。」
當下，我們還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但我也就真成了這麼個厚臉皮的訪客，拉了兩大皮箱前去，還狼狽地坐過頭，讓他們夫妻等了近四十分鐘。買完燒仙草，夫妻倆接著討論，要到附近的夜市張羅什麼美食讓我嘗鮮，我不禁想像，這樣自然的「收留」是否已成他們習慣？而她在土耳其的那群敘利亞朋友，當初看見的，也是這份笑容嗎？
一踏出國境，就完全歸零的人生
鄧馨庭一家人是2013年離開台灣的，目的地是土耳其的加濟安泰普（Gaziantep）——這座世上有名的古城，卻是東南部的邊陲城市，由於與敘利亞人口最多的城市阿勒坡（Aleppo）相近，也因此成為接收敘利亞難民的第一線地區。她的菲籍丈夫田安克受聘來此任教，三個女兒則在家教育，剛開始，一切都很平靜，但慢慢地，鄧馨庭注意到日常裡的一些不尋常。
「加濟安泰普的房仲業比便利商店還多，一條街可能就矗立著兩三家房仲公司。因為敘利亞難民湧入，房子不夠住，所以建商拼命蓋、房價一直漲，房仲還很黑暗，即使簽了約，房東也可以隨時趕走房客，甚至不還押金。」
街上隨處可見敘利亞人：抱著孩子乞討的女人、穿梭在車陣中賣花的青年、敲著車窗要錢的老人⋯⋯他們都是難民，幸運離開了敘利亞，異鄉的生活卻仍然難過。一位敘利亞師大畢業的高材生，炸彈一下來，護照、畢業證書都沒了，在異鄉無法證明學歷，僅能擔任最低工資的工作；一位年輕美髮師，丈夫跑了，獨自帶著四個孩子來到加濟安泰普，為了生存，只好白天工作、晚上賣身；還有一家人房子被炸毀，身上只剩下護照，透過人蛇集團來到土耳其⋯⋯不管原本擁有什麼樣的生活，一逃出敘利亞，人生全部歸零。
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以來，湧入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已有兩三百萬人，其中光是伊斯蘭國（ISIS）造成的難民人數就約三十萬。一開始，土耳其張開雙手歡迎這些流離失所的百姓，讓他們享有免費的受教權、基本就醫權，也有專門掌管敘利亞教育的部門，在各地開設難民學校，然而，土耳其社會很快就起了變化。
一些土耳其人利用難民賺大錢，房仲業樂見房價不停攀升、資方大肆雇用低工資的難民勞工、慈善機構則騙走了給難民的愛心款；難民中的不良份子，到土耳其後繼續作奸犯科，2014年還曾有難民強暴四歲兒童，引發大遊行抗議；而大量勞工的湧入，導致平均工資下降，本地人失業、黑工問題增加⋯⋯這一切，在首當其衝的加濟安泰普更為明顯，城裡每十個人，就有一位是敘利亞人，即使土耳其政府頗有誠意面對，仍有許多矛盾的問題無法解決。
在一個天氣炎熱的午後，田安克突然帶著兩男一女回到家裡，嚇了她一跳：「我問他，怎麼家裡突然出現這些陌生人？他說天氣這麼熱，實在不忍心看他們一直在路上找水，就載他們回來裝水，之後又送他們回去⋯⋯」鄧馨庭回憶：「這就是我們和難民的第一次接觸。」
這間房子住了三戶難民家庭，廚房和廁所在戶外，雨天和冬天對他們來說是個折磨。
在加濟安泰普，只有四個台灣人，除了鄧馨庭，還有一個已經待了五年的年輕女孩陳韋慈，畢業於政大土耳其語文系。陳韋慈說，土耳其在台灣眼裡很冷門，台灣在土耳其眼裡也很冷門，每次自我介紹，很多土耳其人都不知道台灣在哪，常常以為是泰國或中國的一部分。「而我住在加濟安泰普，又是土耳其的冷門城市，結果，我永遠都在台灣介紹土耳其，在土耳其介紹台灣——而無論對土耳其人或台灣人，都要介紹加濟安泰普！」她笑道：「反正，我永遠都跟所謂的『熱門』沾不上邊啦。」
陳韋慈在加濟安泰普大學教中文，也在安卡拉念博士，見證了敘利亞內戰的起點，以及土耳其一路以來的變化。「內戰前，加濟安泰普就已經是邊緣城市，每當土耳其朋友聽到我在加濟安泰普，反應大多是：那邊不是有很多庫德族、很恐怖嗎？現在街上又都是敘利亞難民，更令他們卻步。」
土耳其建造的難民營是全世界最好的難民營，但因為排斥庫德族，所以庫德族難民營環境最差，只用乾草和帳篷搭建，而庫德族難民一直生孩子，導致難民營人滿為患。
「的確，敘利亞人在土耳其製造了一堆麻煩和問題，我們身為外來者，好像也沒有立場發表意見。」鄧馨庭說：「但是，我在想，如果我失去國家的保護、失去存款、失去房子、失去父母和另一半⋯⋯我能怎麼活下去？你呢？你覺得你會怎麼活下去？」
隨著時間過去，鄧馨庭認識了越來越多難民家庭。她幫助的第一個家庭，是一對21歲的年輕夫妻，「丈夫不想被抓去當兵打仗，帶著老婆和兩個兒子逃來土耳其，一個三歲，一個才兩個月，當時白天氣溫攝氏六度、晚上一度，一家人在加油站睡了一個禮拜，後來找到一間舊房子，一個月400里拉（約台幣4500元），廁所裡竟然就是樓下麵包店的出煙口，黑煙常在家裡瀰漫，小兒子還因此肺發炎。」鄧馨庭幫他們在自己住的Onkologi區找了一間大房子，三房兩廳，月租550里拉（約台幣6000元），雖然環境改善了，離學區卻有一段距離。
「土耳其政府在各地開辦敘利亞學校，但不包含Onkologi區。如果孩子要上學，一定得跨學區、通車，每月交通費一人110里拉（約台幣1200元），每個難民家庭至少有四個孩子，根本負擔不起，所以這區失學的敘利亞孩子特別多。」那就是鄧馨庭起心動念的開始：「既然我們租了間大房子、附近都是失學孩子、這對夫妻沒工作，又不能一直無條件給他們金錢，我們就將客廳佈置成教室，訓練他倆成為老師，邀請附近的孩子來免費上課⋯⋯」
客廳就是教室，第一天，學生只有兩位，一週後就暴增成十五位。
鄧馨庭的小女兒和難民孩子玩耍。
「剛好」遇見的敘利亞鄰居們
鄧馨庭接觸到的難民家庭，其實都是同區域鄰居，她認識陳韋慈後，兩人就成為這些工作的主力。時間一久，參與的人也越來越多，漸漸地，在這間客廳，除了兒童教室，也開了成人職訓與課程，而文具、桌椅和師資等支出，都靠鄧馨庭一家自費和台灣朋友募款，甚至有當地大學教授願意免費授課。
他們有一套基本救助原則和內容，包含：緊急安置、成人一定要工作、小孩一定要上學，「不然大人閒閒無事，一直生小孩，那還得了！」鄧馨庭說，很多土耳其人排斥敘利亞人的原因，就是沒錢卻拼命生孩子。陳韋慈有次拜訪一個新家庭，詢問是否能幫女主人找工作，結果女主人有孕在身，當下全場震驚，「他們已經有五個小孩了，連這些孩子都養不起，現在還有第六個？」一時，陳韋慈不知該說什麼，只能勸男主人要更努力工作，並讓小孩受教育，才有改變生活的機會。「走出家門，我們心情好沈重，七嘴八舌地討論起節育、教育等問題，後來女主人因病流產，我們去慰問，也勸告40歲的她，既然身體和經濟都無法負荷，就別再懷孕了。」
離開後，負責翻譯的敘利亞學生只默默告訴她們：「It’s impossible.」
田安克和陳韋慈都在大學任教，學生國籍廣泛，從敘利亞、葉門到馬來西亞都有，每次探訪，他們都會邀請學生同行、翻譯。「主責翻譯的學生壓力很大，他要即時傳達大家七嘴八舌的意見，還要被左邊略懂阿拉伯文的衣索比亞學生『監聽』，看他有沒有漏翻⋯⋯」
問鄧馨庭，這樣「自找麻煩」不累嗎？她回答：「我無法看著鄰舍飢餓受苦，卻不做些什麼。敘利亞人那麼多，我當然不能幫助所有人，但能幫助其中一些人。」 每次家訪，鄧馨庭都會看到很多失學超過三年的孩子，生活沒有動力，到處在外遊蕩；而大部分女人才30幾歲，就已有七到九個孩子，完全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價值，對人生也沒有期望。
「我曾發現一個小女孩的手，做家事做到凍得發紅，也知道當這個女孩18歲嫁人後，仍然會在夫家低聲下氣、做一輩子的家事。」還有一對父母，生了五個小孩，敘利亞內戰時沒錢出來，現在伊斯蘭國來了，不得不逃跑，但邊境海關已關閉，無法取得難民身分，只能透過人蛇集團逃到土耳其，全家只剩身上衣物跟一張戶口名簿。透過鄧馨庭，他們雖在舊城區找到了便宜住家，爸爸當了夜間管理員，但月薪僅約台幣6700元，扣除車費1700元、房租2800元和水電費，仍然所剩無幾，他11歲的大兒子因此必須在甜點店洗碗，每天工作十二小時，一週薪資約500元。
他們持續提供物資給十五戶這樣的家庭，有次月底結算，花在難民身上的支出約台幣43000元，她開玩笑說：「我得去賣血了！」卻還是認為一切都值得。「真的，如果幫不了全部，幫一個也好。」
安置聽起來很簡單，其實就是「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都要買」——包含找房子、提供前兩個月房租，還有瓦斯、洗衣機、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。圖為難民家庭的廚房一隅。
鄧馨庭安置的第二個家庭，是父母很快就找到穩定工作的幸運例子，他們一家逃到土耳其時，女兒才出生七天。然而，雖然是雙薪家庭，又住在房租便宜的舊城區，一家收入大概也只有台幣兩萬多，在土耳其的生活只能算是「過得去」。（圖中右一為陳韋慈，左一為田安克）
教室熄燈，從此消失的敘利亞夫妻
某天，鄧馨庭發現最初收留的敘利亞女老師眼眶瘀青，原來她的先生一直都會家暴。「我們幫他們找房子、帶孩子看肺炎、師資培訓，以為一切就會慢慢好轉，沒想到最後還會跑出這種問題。」鄧馨庭回想：「敘利亞女人普遍沒有地位，早已習慣被打罵，這位女老師被媽媽逼著成婚後，跟先生逃來土耳其，一路上都還在忍受暴力。某晚，先生回家按電鈴，妻子在睡覺沒聽到，太晚去開門，他就一巴掌把她摑在地，又看到廚房碗盤沒洗，就把所有食物碗盤摔在地上⋯⋯」廚餘和碗盤的碎屑散了一地，讓趕去調停的鄧馨庭夫妻看傻了眼。
「我狠狠罵他，他還嘻皮笑臉，最後我警告他，他的妻子就像我妹妹，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寶貝，要是他們受傷，我真的會生氣。」敘利亞男人不停點頭，田安克也幫他們做了幾次婚姻諮商，希望先生可以趁年輕改掉這個「習慣」。那段時間，聽說先生不敢打妻子了，「只會」往她身上吐口水，鄧馨庭才稍微放心，以為這場婚姻可以漸漸改變，隔一陣子，突然又聽說女老師想跳樓自殺。
「我才安慰自己，那位先生終於不打老婆了，結果，原來還是照打，只是小心不留疤⋯⋯」束手無策的鄧馨庭，在日記中寫道：「我好傷心⋯⋯」
此時，這個社區的土耳其人也越來越不歡迎敘利亞人，對他們下了逐客令，「房東將我們趕出來，連押金也不還，頓時二十個孩子就沒了去處。」教室關了，老師走了，而敘利亞夫妻決定回到敘利亞，還將教室裡的大部份用品一起帶走，從此失去聯絡。那位受暴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未來，再也無從得知。
「那是很大的打擊，一夕之間，好像所有努力都白費了。」但是，篤信基督信仰的鄧馨庭那時讀到一段聖經：「耶穌說：『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渴了，你們給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們留住我；赤身露體，你們給我穿；我病了，你們看顧我。這一切你們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』這段話讓我決定，絕對不能放棄。」
曾經多數是敘利亞住戶的社區，因為土耳其人的排擠，已不見當時滿滿敘利亞人的景象。
問陳韋慈，是什麼感動她加入鄧馨庭的行列？她飛快回答：「以身作則的信念。」有次冬天，舊城區孩子沒鞋襪穿，髒兮兮的腳都凍得冰紅，他們開車去送物資，鄧馨庭看到家長們牽著孩子過來，就從車上搬下物資，拿鞋子一雙一雙去試每個孩子的腳，合適的馬上穿走，不合適的就換到合適為止。「這一幕讓我很感動，因為他們其實不需要做到這個地步，大可把物資放著，讓人們自己來拿，但他們從不隨意處置物資，也不會隨便交給別人發放。」有些孩子看到人就想握手，但伸出來的手，一開始真會讓人嚇到，「不只是『髒』，整隻都是『黑』的。有些第一次去探訪的學生，會避免跟孩子握手，但他們夫妻沒有。」若要陳韋慈舉出鄧馨庭在這些工作中最大的影響，或許不是金錢，也不是物資，而是她親自在這些婦女中活出來的榜樣。「所有大小事都是Anny出面洽談、處理，田安克也很支持她，很多難民婦女都是在認識Anny之後，才知道原來一個女生可以這樣活著。」圖為鄧馨庭探訪庫德族難民營孩子。
無論如何，都要送孩子上學
免費教室開不成，Onkologi區的難民家庭又付不起跨區上學的車費，鄧馨庭和陳韋慈知道，Onkologi區必須有自己的敘利亞學校，她們決定大膽一試，向土耳其教育局請願。「我們發現，土耳其政府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（UNICEF）合作，讓小學到高中的難民孩子都能免費受教育，只要我們做好調查，經教育局評估、同意，就可以開設公立學校。」因此，他們利用休假時間做田野調查，統計學生數、師資來源，寫好請願書請敘利亞居民連署，最後真的聯絡上了土耳其教育局——然而，原先官員承諾一個月建立學校，最後卻無法如期實現。
這段期間，她們只能硬著頭皮先送現有的孩子跨區上學，只是，每次家訪完，又會發現更多需要上學的孩子。「有棟廢棄別墅裡住著五個家庭，他們不用繳房租、電是偷接的、水到外面扛，光學齡孩子就有十三個，還有一堆在地上爬的。」陳韋慈說：「我告訴其中一家男主人，我能做的就是送物資、送孩子上學，他面無表情地說好，我透過翻譯知道，他很不相信我。」男主人說，很多團體來這裡拍照，但他們沒拿到任何錢和資源，屋內地板仍舊破碎、窗戶沒有玻璃，孩子們在廢棄的泳池裡玩耍，這樣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。
「透過物資援助和溝通，父母們終於答應讓十三個孩子上學，開學時，我帶著這一批新生去學校，學校主任的辦公室門庭若市，都是臨時前來請求入學的學生和家長。」陳韋慈等了四十分鐘，主任一看到他們，便面有難色地表示班級已經額滿，逼急了幾位無法入學的女孩，當場哭了起來。「我又衝去主任辦公室，重新陳述孩子的背景，主任被我弄煩了，強調絕對不能再帶孩子過來，便叫我快帶這批學生去註冊。」陳韋慈不禁開心地抱起一位女孩，「她11年以來都活在家人的壓力中，現在可以期待她因教育掌握自己的人生！」同時，她心中也更急迫地確信：我們需要本區的敘利亞學校。
國際組織「人權觀察」（Human Rights Watch）曾報導，土耳其境內有超過40萬名敘利亞兒童未就學，由於經濟困境，難民通常負擔不起學費或交通費，必須再次冒險到歐洲或返回祖國。圖為住在廢棄別墅裡的孩子。
跨區上學的車費一人約台幣1200元／月，光是原本在免費教室的二十個孩子，一個月就要24000元。陳韋慈豁出去「搭訕」，竟真的找到一位願意幫忙接駁的司機，一人只收500元，她們再和家長平攤，才解決車費問題。這位司機除了載小孩上學，也非常支持探訪、發物資的活動，幾乎快變成她們的「專人司機」。圖為正在教孩子土耳其文的陳韋慈。
帶孩子上學前，鄧馨庭和陳韋慈會讓他們挑選新衣和新書包，「之前有些孩子沒有書包，就提著塑膠袋上學，書還會把塑膠袋勾破。其他孩子看到他們用不好、穿不好，會嘲笑他們。」添行頭不但要找對尺寸，還不能超出預算，精挑細選的結果，約台幣600元就能讓一個孩子擁有兩件上衣、一件長褲、兩雙襪子、一雙鞋子，並裝在寫有自己名字的盒子裡。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全新衣物，孩子的笑容持續了整個晚上。陳韋慈說：「從他們不斷想牽我手、摸我的頭髮和臉頰等親近我的小動作，我知道他們真的很開心！」
幫孩子買鞋，對陳韋慈特別困難：「那時Anny不在，突然要單身的我幫十幾個孩子買鞋子，真的很挑戰！我想來想去，最後讓他們赤腳踩著白紙，一個一個畫尺寸，紙上都是他們腳上的泥沙⋯⋯」到了賣場，店員上前詢問陳韋慈要買幾號鞋，她拿出那張沾滿黃土的白紙，對店員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⋯⋯」
敘利亞的未來，要交給敘利亞的下一代
終於，土耳其教育局給的承諾，在十個月後兌現——2015年12月，Onkologi區有了第一間敘利亞學校，兩百多個孩子得以上學。
「土耳其政府還是很有誠意的，他們雖然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，但其實可以成立幾間、意思到了就停止，也可以用任何理由打發我。」陳韋慈說，接洽的官員脾氣很好，只是她在等待的過程太煎熬，三番兩次去詢問下文，有天對方終於受不了，冷冷地丟下一句：我很忙！「雖然我有些急躁，但我也很受傷，不禁心想，我到底在做什麼？其實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啊？我不是敘利亞人，也不是土耳其人，為什麼要在這裡看人臉色？」正在攻讀教育博士的她又停頓一下：「但是，孩子是無辜的，他們的教育不能等。」
為什麼這麼執著於教育？鄧馨庭說，土耳其和中東各地一樣，也有聖戰學校或伊斯蘭國的秘密學校，專門吸收貧困家庭，將下一代送回敘利亞，投入戰爭和恐怖行動，他們必須確保小孩不會掉進這些地方。「失去教育就失去整個世代，無論再怎麼困難，都不能讓孩子因戰爭成為失落的一代。我們盼望，當戰事結束，這些青年可以回到敘利亞，重建自己的國家，因為只有敘利亞人，才可以完全改變敘利亞。」
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學校是這樣的：在公立學校，土耳其學生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上課，放學後，就換敘利亞孩子上學，一直到晚上七點。圖為陳韋慈接送敘利亞孩子上學。
2015年初，鄧馨庭夫婦和加濟安泰普教育局副局長Munis先生會面——他是他們口中的「大好人」，一路幫忙設立學校。
家訪時，有時只要聆聽對方的聲音，就是一種關懷。
Onkologi區的第一間敘利亞學校開學了！
在戰亂中，看見人性
學校開學了，這間在眾人努力下成立的敘利亞學校，包含小學部1-4年級和中學部5-6年級，目前正式註冊的學生近百人。場地、師資、水電等經費都來自聯合國和土耳其政府，但物資和設備，還是必須靠民間募集。「就像之前那間學校一樣，文具、清潔用品、球類等等，我們都會持續支援。」
在戰亂中，似乎仍能看見那麼一點人性之光，但對於人性，鄧馨庭和陳韋慈看見的不只如此。
「我的生活圈都是老師和學生，有些能在土耳其一路念到大學的敘利亞學生，都出身上流社會家庭，本來就很少跟這些底層難民接觸。」陳韋慈說：「看見我們做的這些事，他們都是精神上鼓勵：『哇！謝謝你們這些外國人幫助我們國民。』但基本上還是不太關心。」
鄧馨庭也說：「人就是有好有壞，有暴戾、有軟弱。敘利亞壞人來土耳其繼續為非作歹，土耳其人則利用難民賺大錢；丈夫在逃難路上仍施手家暴，妻子放棄改變而選擇認命；歐洲害怕難民破壞他們納稅得來的安穩生活與福利，難民則證明了『人往高處爬』，即使生活漸漸豐足，還是永遠想到福利更好的國家⋯⋯」
「連我們自己也沒有完全的良善，許多人讚賞我們的作為，但這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。」鄧馨庭回想：「畢竟，當初來加濟安泰普，我只是個想支持丈夫工作、又擔心三個孩子安危的媽媽。」
只是，我們剛好在這裡
鄧馨庭說，她原本對台灣的一切很滿足，田安克任教於私立大學多年，兩人有三個女兒，小女兒才剛滿一歲，她則剛從神學院畢業，是一位忙碌的傳道人，生活充實又愉快。不過，2011年起，田安克開始關注「阿拉伯之春」，一直覺得自己應該出去做些什麼，因而不停尋找海外職缺，問過埃及、哈薩克的工作，都因故取消，就在她暗自竊喜這條海外求職之路似乎即將中斷的時候，某天田安克對她說，有間位於土耳其加濟安泰普的大學，正在和他聯繫。
「我心想，加濟安泰普是什麼地方啊？為什麼不去安卡拉、伊斯坦堡，要去一個從沒聽過的加濟安泰普？」鄧馨庭回憶：「一查地圖，我的媽啊！在敘利亞隔壁！難道這個男人真的要跟我證明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嗎？」
會開這樣的玩笑，是因這場婚姻真曾走上窮途末路。「我的爸爸是中小學校長，哥哥是資優生，讓我從小就備受各方期待。我沒有任何不良嗜好、沒有損友，沒有娛樂，總是和朋友一起念書，只是他們都考前三名，我永遠是倒數。上五專後，我越來越自卑，一度得了憂鬱症，還從此迷上改名字。」後來她才發現，自己是專注力不足的特殊兒童，她去菲律賓攻讀特殊教育碩士，認識主修心理學和哲學的田安克，一個月就閃電結婚，婚後爭吵不斷，她帶著剛出生的大女兒回台灣，一分開就是半年。
婚姻觸礁期間，有天朋友邀她去教會，問起她的名字，「突然間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應該是哪一個，一時悲從中來：『為什麼我的人生連自己的名字都無法決定？』」她將名字改回奶奶命名的「鄧馨庭」，飛回菲律賓挽回婚姻，田安克個性也轉變，跟著她搬來台灣。37歲時，她生下小女兒，新生兒篩檢時卻發現女兒T細胞不足，如果一直沒長出T細胞，可能從此免疫系統失調。「我好傷心，坐月子的時候都在哭，也突然看懂了聖經上『亞伯拉罕獻以撒』的故事，最後，我對上帝說，賞賜的是祢、收取的也是祢，如果這是祢的旨意，我願意接受。」結果，女兒的T細胞長出來了。
「現在回頭看，我的童年和差點失去小孩的經歷，讓我比很多人容易體會那種被遺棄、極度孤單無助的感覺，只要想到別人可能失去孩子，我就會流淚。當你遇過這些事，又看到難民抱著孩子走在街上，看到他們的哀戚和絕望，你真的會願意傾盡全力去幫忙。」
說著說著，她又回到話題原點，「所以，不是我們偉大，只是因為剛好在這裡。從一開始給難民水、探訪家庭，到成立敘利亞學校，都是眼前『剛好』出現這些敘利亞朋友，而我們『剛好』在這裡，台灣朋友又願意為這『剛好』看到的一切付出。如果你們在這裡，你們也會想這麼做。」
高雄深夜，到了三更仍然寂靜溫暖。這一晚，「剛好」來採訪又「剛好」被收留的我，睡前暗自揣想，所有的「剛好」，是否其實都是「安排」？只是，有些「剛好」是短暫的，一如此刻我與鄧家女兒比鄰而眠，也許從此就不再見；有些「剛好」則看來長路漫漫——這回，鄧馨庭因女兒的就學問題返台，仍然忙著籌劃協會、準備長期支持敘利亞學校，今年四月，她又將返回加濟安泰普。
「剛好」與否，或難辨認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我們「剛好」都活在同個世界裡，「鄰居」一詞的定義，也無法將遠在天邊的國境排之在外。即使是這方小小的海港高雄，那方戰火邊緣的加濟安泰普，在鄧馨庭和陳韋慈的故事裡走一回，原來，總會有那麼一絲「剛好」將我們牽繫起來，教導我們以沫相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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