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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戴芯榆|照片提供:S
2016/ 11/ 14
【印度】一種相同的愛,在台灣與印度之間——S的故事

2016年11月8日,印度總理莫迪(Narendra Modi)突然宣布,最大面額的1000盧比和500盧比鈔票隔日開始作廢,當晚,S擔心得睡不著覺。

「還要忙著上課,哪有時間換鈔呀?」


連續幾天,還是很多人領不到新鈔,有些ATM甚至沒開,遠方開始傳來消息:有人破產、有人生活停擺、有人以為一生積蓄化作煙塵,絕望自殺⋯⋯。

S還是幸運的,最終仍特地向學校請假的她,一清早排了兩小時隊,終於拿到新鈔。「但是,付房租的時間快到了,大概還要排八次才能付清吧!」



2015年進入大學學語言的S,是校園裡唯一的台灣人。問到她
周遭大學生對台灣的印象,回答令人意外。

「台灣哦?就是最近選出女總統的那個國家。」

 

「女性地位在印度傳統社會很卑微,所以看到台灣出現了女總統,他們印象很深刻。」S解釋:「近年來的國際輿論,讓印度慢慢開始正視女性權益,但中低階層還是很傳統,強調順服和逆來順受;女人只要出意外,都是因為自己有問題、沒照顧好自己。多數大學生都很關心女性權益,也認同自由戀愛,但仍有六成七學生相信父母會為他們做出對的選擇。」

 

曾任花蓮門諾醫院醫務管理師的S個子很嬌小,聲音秀氣,外表白白淨淨,最常穿著一身森林系的輕便服裝,再圍一條輕飄飄的薄絲巾。2013年八月,她抵達印度,準備長駐服務,身處的都是位於北部大城的本土社區,正是對女權差異感受最深刻的地方。

 

失去自我的真空狀態

 

S待的城市大致分為穆斯林社區、基督徒社區、印度教社區和貧民窟。她雖然是基督徒,但住在傳統的印度教社區;雖然是外國人,卻也深深感受到種姓制度對整個社會的影響。

 

「處理事情的時候,印度朋友會分得很清楚,上層階級的人不能幫忙下層階級,下層階級也不能做上層階級的事,所以你只能自己打理一切,比較不能分工合作。吃飯的時候,女性都是最後吃飯,因為得先服侍別人。」

除了適應種姓社會的規矩,S還得面對一種自我的真空狀態:「來到印度的前一年,除了學習什麼都不能做,完全失去語言、家庭、人際關係、工作能力等原本的自我定位,得花很多時間重新架構,用新語言溝通、跟新夥伴建立關係、和新室友相處⋯⋯全部都是跨文化的衝擊,光是學習印地語(Hindi),我就花了一年。」

 

印度境內有上千種語言,除了英語、印地語這兩種官方語言,其他官方認定、超過百萬人使用的語言就有22種。北印大多使用印地語,東北部是英語,南印則有許多語言同時為大宗。

S就讀的正式語言學校,由當地老師直接以印地語授課,毫無語言底子的她,一開始非常氣餒,但很快就學會如何為了生存使用語言,到處拜訪鄰居、在街上聊天,即使被嘲笑也無所謂——然而,這反倒也成了她融入街坊鄰居的機會。

 

不只給予,也要學習「被接待」

 

「對於出身鄉下客家村的我而言,這個環境其實很親切。」這些傳統社區的道路建設、衛生條件都不先進,路上常有牛隻行走,居民多是中低階層勞工,但也有S熟悉的那股鄉村特有的熱情友善。

「通常只要你願意談話,他們也會願意打開心門。冬天時,一個年輕鄰居女孩聽到我家沒有毯子,她就開心地說:『我可以帶你去買東西,幫你殺價!』原本我以為只有她會跟我一起去,沒想到當天,我們到了店裡,卻出現一大群鄰居,大家七嘴八舌地幫我挑毯子、討價還價,讓我心裡好溫暖!」

 

S被村民深深感動,卻也不諱言,有些人對外人的禮遇,反而是刻板印象的緣故:「有些人對外國人比較禮貌,是因為喜歡外國人、覺得外國人有錢,如果交到外國朋友會很驕傲。如果發現對方只是為了炫耀而和我們交朋友,我們心裡當然也會受傷。」

 

S的生活一直很樸素,也盡力配合當地的習慣,鄰居都很喜歡到她家「走走」——早中晚隨時進家門,看房子一圈、翻一翻東西,講講話就離開,「他們的拜訪習慣就是這樣,因為覺得你們是朋友,直接拿你的東西也沒關係,這跟『偷竊』是不一樣的。」

 

S說,從所謂「先進」的社會移動到這裡,很多人認為她的身份是「給予者」,「但當我真正走進他們心裡的時候,學習的第一件事卻是『被接待』。印度人很好客,給你一杯茶,就等於敞開心房,可以和你天南地北聊天;當他們有機會幫助人的時候,他們也是很開心的,這也代表彼此平等的接納。」  

 

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小醫院

 

2015年夏天,S得知穆索里的一間小醫院需要醫務支援,便前往擔任一個半月的志工。

 

穆索里位於北印度的喜馬拉雅山腳,往下俯瞰,山巒、雲海,白牆民房的紅瓦和綠瓦屋頂交綜排落,山間小路沿著等高線蜿蜒而上,冬天甚至有雪景,這裡是當地人的旅遊景點,更是有錢人夏天的避暑勝地,但寥為人知的是,這裡被四個貧民窟環繞,居民生活不便,生病時,大多需要越過山頭另一端、開三小時的車,才能到這間小醫院看醫生。

穆索里的山中景色。


在同樣使用印地語的此地,她與病人溝通無礙,「我從居民口中聽見,他們是多麽信賴這間醫院,甚至甘願長途跋涉來就醫。76年來,這間醫院只有35張病床、4位專科醫師,卻要照顧附近四個貧民窟,發展社區工作。」

來看診的家庭常向S表達對醫院的感激,有時沒聊幾句話,就會邀她來家中作客,「一個剛生完孩子的家庭,不停說『我們家有雞,到我們家來坐坐!』只因為想回饋我們。」

 

穆索里山中這間由英國宣教士建立的小醫院,只有35張病床、4位專科醫師,卻深得附近四個貧民窟的信賴。

醫院除了看病,也發展社區工作,這個小女孩正在使用醫院建立的汲水系統。


S跟著同事去探訪醫院附近的村落,離開時,村中的孩子出來揮手道別。


除了病人,S也和醫院同事相處愉快,閒暇之餘常一起爬山、逛市場,後來,她才知道,其實有許多實習醫師和志工都來自東北和南印,完全不會說印地話,「一位實習醫生偷偷告訴我,他原本都說英文,根本讀不懂、念不出這裡的字,為了跟病人聊天,才努力說印地語。」

雖然同事的英語也多帶著印度口音,不是很容易明白,但他們的友善化解了語言隔閡:「他們接納你的時候,也完全接納你的語言,不管你印地語講得多差,都能感受到他們的愛。」每天早上,醫院都有晨禱時間,大家會一一為病人唱名禱告,才開始工作。

 

這樣的氣氛和環境,對於曾在門諾醫院工作的S,其實並不陌生。

 

「不用那麼急」的人生選項

 

S出生在一個客家傳統家庭,由於父親是警察,幾乎每兩年就會搬家,因此從小一直面臨環境的變動,接連住過淡水、台東、花蓮和高雄,直到她高中時全家才定居花蓮。「因為頻繁遷移,讓我跟不上課業,也交不到朋友,自我形象和認同感非常低落,有位基督徒同學看到我悶悶不樂,便邀請我去他的教會。在教會裡,我發現每個人都很接納我,而不是因為我的某些條件才愛我,因此我17歲就成為基督徒,個性也有很大的改變。」

 

她在一場聚會中認識了世界各地的需要,便一直想到海外服務,後來,父親罹癌病逝,讓她看到生命的有限,更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祝福別人,於是,主修醫務管理的她,一畢業就進了門諾醫院工作。

 

在醫院,S的人際關係融洽,行事認真、常被肯定,讓她既充實又有成就感。「然而,我一直覺得,生命裡好像有一件事我還沒完成,還沒有去到最需要的地方。」工作三年後,她辭職去讀神學院,接受跨文化的訓練和實習,畢業後回到花蓮擔任教會的傳道人,一做又是三年半。

S回憶:「在這期間,離開台灣對我來說,似乎一直是個『不用那麼急』的人生選項,直到33歲那年,我參加了一場摯友的葬禮。」

 

生命中最重要的事

 

原來,S一位非常要好的神學院同學,之前在北非的突尼西亞當了三年宣教士,回台時突然發現癌症復發,就辭世了。S在她的葬禮上痛哭流涕,但不是為她傷心。「我知道,她已經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目標,上帝在她的葬禮上問我:『你的同學已經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,那為什麼你還在這裡?』這句話彷彿當頭棒喝,讓我從『不用那麼急』的認知中醒來。」

 

S決定重新準備到海外服務,沒想到,一切都順利得不可思議,簽證、印方接洽、家人安頓⋯⋯從下定決心到真正踏上印度,僅花了半年時間。「我重新回想自己的成長歷程,突然覺得一切都在為這一天鋪路——生長在鄉下、不停遷移、面對陌生環境⋯⋯上帝彷彿都早已為我計劃好了。」

 

巧合的是,S短暫待過的穆索里小醫院,和門諾醫院一樣,有不少共通點。「1948年,門諾醫院的雛形只是一支美籍醫護人員和宣教士組成的醫療團,開著一台載著醫藥品、罐頭和牛奶等補給品的卡車,到偏遠的原住民部落行醫,後來才正式設立醫院。那時的門諾醫院,和這間小醫院一樣,只有35張病床。」



是什麼樣的愛,讓當年那群外籍人士,深入花蓮的偏遠高山行醫?又是什麼樣的愛,讓許多人勇敢放下自己原先的職位、成就和認知,毅然跨過自己心中的那道國界,只為了認識那些語言、文化和種族迥異的人?

 

如今,S在印度,希望將台灣曾領受的那份祝福給出去。從美國到台灣,從台灣到印度,從花蓮的小醫院到喜馬拉雅的山中醫院,那相同的,不只是35張病床,更是一份相同的愛,將看似天荒地遠、海角天涯的兩地,深深聯繫起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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