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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戴芯榆|照片提供:S
2017/ 05/ 30
【印度】母親節,媽媽都笑了——西拉雅女兒在印度

三坪的空間,擠了40多人,大多都是小孩,從2歲半到14歲都有,轉身都顯困難,在寒冬,絲毫感覺不到寒冷,這是S在印度德里的小客廳。「說是客廳,其實是小房間,我家只有兩房、廚房、浴室和一個小玄關,一開始才4、5個小孩。」   

 

孩子來做什麼?「他們對外國人好奇,常常跑來我家。我在牆上貼了世界地圖,教他們認識國家和城市,有時讓他們讀書、畫畫、看影片,後來,還在陽台上掛個板子,教他們簡單的中文。」久而久之,變成了每週一次的兒童聚會。

 

兩次自殺未遂,從台灣基層到印度基層

 

S是台灣平埔族西拉雅族(Siraya)後裔。西拉雅族多分佈於台南一帶,有人說,台灣的歷史從台南開始,「台灣」兩字的歷史,則可從西拉雅族開始——早期,西拉雅原住民將安平稱為「Tayuan」,翻為「大員」,後來才漸漸演變為「台灣」。

 

「我家祖先原本是『尪姨』(靈媒,通常由年長女性擔任),到了漢化和荷據時期,全家族成了大地主、基督徒。」自150年前起始的台灣長老教會歷史,還留有S家族的紀錄,到了日據時期、國民黨政府來台,家中土地逐步被徵收,父親工廠被親戚倒閉,「家裡突然變得很窮。」

 

為了還債,S父母帶著三姊弟舉家搬遷,父親得離家分居討生計,母親辛苦帶著三個小孩,有時下一頓飯在哪裡都不知道,「那時我才10歲,心中卻很清楚一件事:教會沒人為我們挺身而出,還欺負我媽媽。」當時大部份教會會友都是家族親戚,卻一個個落井下石,激起10歲小女孩心中一道道漣漪。

 

漣漪慢慢擴散,慢慢發酵。在學校,女孩被霸凌,到處跟人打架,姊姊總英勇為她出面,「她是學校風雲人物,每次運動會都會閃亮亮打破自己紀錄的那種;我是從小體力差,再請假一兩天就會被退學的那種。」在校被人欺負,心中憤懣,回家面對姊姊,心生自卑,女孩迎接的是愈來愈低落的自我形象。

 

迎接青春期的時候,債務解決了,爸爸回家了。家庭接連遭變,S的父母靠著信仰度過難關,反倒從有名無實的教徒成了熱心認真的信徒,但她看盡人情冷暖,討厭教會,更討厭這個世界,「我感到這世界很虛偽、很沒意思,人與人的緣份只是彼此利用的關係。高中畢業後,我開始工作,薪水和職位都跳得比別人快,也有男生追求,但我心中很黑暗,沒有出口,從小累積的比較心、自尊低落,別人都看不出來,以為我很正常。」

 

青春正好的雙十年華,S決定自殺。第一次跳海,碰上演習被發現,第二次割腕,被人撞見而失敗。走到盡頭,無計可施,她向上帝禱告,當下竟突然領悟,「父母對我好,我視而不見,別人關心我,我扭曲他們的動機。原來我痛苦的癥結點,是我沒有被愛的能力。」

 

學會被愛,原來就能同時學會愛人。她接連就讀兩間神學院,童年經歷在她心中生成對基層的關懷自此傾瀉而出,實習時,因不習慣白領教會而轉到基層教會,2004年到南非半年,接觸當地印度人,隔年就第一次踏上印度,待了一個月。

 

「對印度的第一印象其實並不舒服,那時的機場又吵又髒亂。」S坦白地回想:「我在印度教聖城納瓦拉西(Varanasi)目睹恆河旁的黃昏祭典,每個河壇都各佔約一萬人,深深被震撼,又參觀伊斯蘭區的清真寺,從塔頂往下望,映入眼簾的一切,都和台灣差異那麼大,我不禁懷疑,自己真的適合這裡嗎?」她想知道答案,2007年又赴印學語言半年,2009年待了兩年,接連接觸村落、鄰居、貧民區,一次次試探著水溫,最後,終於踏向恆河的國度。

恆河畔的黃昏祭典。
 

渴望改變的社區,除了女人

 

從台灣基層到印度基層,西拉雅的女兒在南亞大陸落腳。2012年,她住進一個勞工社區,是當地唯一的華人;大家對她好奇,從巷頭到巷尾,路人常投以注目眼光,小孩則膽大進門探索,回家後談論外國人的家哪裡長得不一樣。每天同樣的話題,可以持續一個月。

 

「全社區同屬一個種姓階級,中心思想是『有沒有吃飽』,有時絞盡腦汁思考如何貪小便宜,人生中沒有其他問題更重要。」

一棟棟樓房,中央是天井,每層六戶人家,需共用兩間廁所。一天,水會來兩次,要隨時準備大小瓶罐儲水,「大家常為了水吵架,嘰哩哇拉吵了半鐘頭、一小時,突然有人喊聲『飯煮好了!』」S生動地形容:「嘩!再大的爭吵都能瞬間鳥獸散。」

 

社區居民普遍家境匱乏,寄望教育可以翻身。私立學校門檻高、學費高,公立學校便宜,老師卻不靠譜,折衷之下,父母紛紛送小孩去補習。

 

經濟雖然拮据,父母栽培子女的心不減,但只有「望子成龍」,沒有「望女成鳳」——女兒的學費,總會拖久一點繳付;男孩出外玩耍時,女孩要負責家事;不吝嗇讓女兒受教育的家庭,理由多是「未來可以找到好夫家」,原來,知識的功能是充當一部分嫁妝。



S認識A時,她才15歲。「有天到她家拜訪,大人都不在,她突然問我可不可以讓她男友打電話給我,我問為什麼,她說『如果打到我手機,爸爸會看見。男友階級比我低,如果爸爸知道了,會把我們兩個榮譽處決。』」後來,不到17歲,A就嫁給爸爸安排的對象。



印度本土基督教堂的一場午餐。印度擁有享譽國際的科技、電影娛樂與軟體工業,同時卻有一半人口生活在極度窮困的環境,以及種姓制度的束縛下,而近年來,許多賤民階級的人為逃離種姓制度轉信基督教,激怒了印度教部分激進份子,限制宗教自由的聲音也日漸增多。

 

華人習俗裡也有的「嫁妝」,是印度女人一生的重擔。嫁妝的豐厚與否,不但關係雙方父母的門面、家族地位,更決定媳婦在婆家的待遇。

 

其實,光是看見S一個女人獨居,對居民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S知道這裡的女權問題根深蒂固,紀錄轟動全球的公車集體性侵案電影《印度的女兒》就活生生呈現了印度女人的噩夢,連同為女性的母親都可能成為家庭結構共犯的一環,然而,改變並非一蹴可幾,母親這個角色本身也背負許多重擔,或許,先走進當地人的內心,是最好的開始。


敏銳文化嗅覺,打開印度媽媽的心

 

「有次,一個孩子看到我家沒電視,提到自己在家每次看電視都會被爸媽罵,我說『沒關係!你們先做完功課,再看半小時電視,一次不要看太久,同時顧到娛樂跟課業,這樣才可以讀到好學校、找到好工作,你跟媽媽都會很開心。』沒想到,這些話被附近幾個媽媽聽到了,看見一個外國人鼓勵小孩唸書、培養正常作息,她們都很高興。」
 

觀察S一年多,鄰里紛紛評價這個台灣人「滿正派的」。出身自台灣社會長期忽略的西拉雅族,S有自己敏銳的文化嗅覺。她不像社區裡打扮引人側目的其他外國人,連到陽台曬衣服,都必定尊重當地眼光,換上最保守的裝扮。


2015年一月,隨著到她家逗留的孩子越來越多,她開始每週一次的兒童聚會,說故事、教20分鐘中文、唱印地語(Hindi)詩歌,「還有耳提面命的品格教育,不可以打架、罵人、嘲笑別人,鞋子排好,要丟垃圾⋯⋯」每週,到她家的小孩越來越多,但房東太太並不樂見,認為孩子容易弄髒環境,有時甚至會站在樓下攔阻小孩進門,「家長卻支持我,因為放心讓我顧小孩。」

 

一次母親節,S要孩子寫卡片、回家做家事、對媽媽說「我愛你」,「我還提醒他們,隔週要向我回報幫忙做了哪些家事。」S回想,她剛搬進社區時,每次跟鄰居打招呼,都沒什麼人理會;雖然後來逐漸得到一些回應,仍然沒有鄰居會主動跟她打招呼,「那週之後,很多媽媽突然主動跟我問好,還笑說『到你家的孩子真的變乖了!』」   

 

那個母親節,印度媽媽都笑了,至於一直不太開心的房東太太,「有一天,她臨時有事找我,上樓一看,發現一屋子小孩規矩很好,不像以前吵鬧,結果笑一笑,沒說什麼就走了。」五分鐘後,她帶來一對小姊弟加入,從此這對小姊弟每週準時出席。

 

西拉雅,妳去了何處?

 

十七世紀初,台灣進入荷據時期,荷蘭宣教士跟著野心勃勃的東印度公司登台,姿態卻大不相同,他們為西拉雅語發展一套以羅馬拼音拼成的「新港文」,編寫辭典和聖經,而西拉雅人則成為台灣第一群接受基督信仰的人,且常是大批氏族一起歸信,不需脫離族群、不需掙扎於新舊身份,塑造出新的歸屬力量;清領時期,西拉雅族在漢化教育下逐漸失去語言和身份認同,直到十九世紀,英國宣教士再次來台,西拉雅族重新找回那股久遠的族群意識,而最初由「新港文」抄寫成的聖經〈馬太福音〉,則成了現代西拉雅語復活的關鍵文本。

 

今日,台南口埤長老教會和西拉雅文化協會的音樂家夫婦萬益嘉(Edgar Macapili)、萬淑娟(Uma Talavan),全家三代為復育西拉雅文化而廣為人知。萬益嘉在入圍第24屆金曲獎的專輯作品《西拉雅,妳去了何處》同名歌曲中唱道:

 

    西拉雅人現在就團結起身向前行

    讓文化重振如往昔

    讓全西拉雅人主張他們的身份,

    而終究,她將為其自由喝采

 

    西拉雅啊,西拉雅,妳去了何處?

    妳從未離散

    讓世界知道

 

歷史的悠悠長河,將西拉雅洗滌出嶄新的自我面貌與認同,即使四散各地,仍披戴著從未遺忘的身份,映照在世界萬民的眼底。

 

印度的媽媽綻眉而笑,而印度的女兒,有多少能笑著走出命運的循環?西拉雅的女兒,還在那個三坪大的房間守候著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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